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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问答:老师家的孩子更容易自杀?

老师家的孩子更容易自杀?|大象问答

答 / 日飞

这个说法应该是来自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凯文,但表达不准确。他的意思是说,在出现自杀危机的学生中,父母职业是教师的比例最高,尤其是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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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推测,徐老师碰到的这些有自杀倾向的教师子弟,大概多是他在北大做自杀预防工作遇到的学生,也就是说,都是成绩很好的学生,很可能都是在教师父母的严防死守下,度过了与青春小说和电影完全相反的青春期。

中学教师可能是对从业者心理影响最大的职业之一,与多数职业相比,教师不但是职业,更是一种人格。你可以白天是媒体编辑,晚上是业余球员,夜里是摇滚乐手。但老师就是老师,就像牧师的门应当常开,工作性质和密度决定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切换到其他频道,特别是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

即使不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很多也都听过中学教师子女朋友的倾诉,总结起来内容都差不多:别人上学时候受到的规训,他们放学甚至毕业后仍然不得解脱。

教师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青少年的规训——所谓规训,如果只看外在表现的话,就是 1984 说的,通过使人受苦的方式发挥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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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城市的少数条件优越的学校,中国大部分中学的教师都难免给学生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建立权威的方式简单粗暴,他们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制近乎没事找事,他们的教育方式抹杀个性,相比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更看重纪律和秩序的维持。

无论初衷如何,受教育者都难以从这种规训中获得美好的体验。我至今记得中学时候,班主任经常在放学后暗访学校附近的公园、快餐店、小商品市场等约会圣地,逼得搞对象的同学躲到附近居民楼的房顶上。可想而知,学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理解班主任的行为,只能归结于她心理变态。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在我自己上中学时,同学之间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些老师之所以这么丧心病狂地管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文革期间在年轻人手上受了太多的罪,结果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充满敌意,碰到机会就要打击报复。

这种想法当然荒谬绝伦。无论是否经历过文革,有管理职责的老师都难免要做一些看似心理变态的事,比如扒后门小窗户监视教室,在听话的学生中培养告密者,或者在家长会、全校集会上当众羞辱谈恋爱的同学。直到现在,有些地方的老师仍然会对学生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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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该打人老师已被停职反省

如果父母教育也是同样的规训力度,显然更容易超过孩子的承受极限,引发心理问题。特别是在父母执教的学校就读的孩子,日常的规训和巨大的期望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把人压垮。

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日本作家村上龙在小说 69 中的这段话,描述的情况,很多中国学生都不会陌生:

高中时代对我造成伤害的那些老师,我至今无法忘却。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纯属例外的老师,其他那些当真是想从我这里夺走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不厌其烦地持续着将人类变为家畜的工作,他们是无聊的象征。

如果你对村上龙的激愤之言没有感觉,不妨搜索衡水中学人称「天下第一操」的跑操方阵。要知道,很多中学的管理者在网上看到那样的场景后,第一反应是要推广到自己这里来。

读到这里,你多半已经察觉到,我和村上龙一样,离开学校多年后对中学老师仍有情绪。这一点我必须承认。

不过,我也确实比前些年更能理解我当年的那些老师了。这并不是随着年龄渐长,我终于体会到了他们的教育带来的好处,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如果在中学时代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规训,我甚至都不可能得到我现在从事的工作,而且多半会被现在的同事讥笑为笨蛋。

我对老师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规训青少年就是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的资源、工具都有限,难免要采取令人难以接受的工作方式。

更何况,中学教师的规训手段也符合绝大部分家长——不妨理解为他们的甲方——的期望:把自己毛手毛脚、好吃懒做的儿女,培养成有基本文明教养、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年轻人。

这样的工作显然是艰难的,即使对家长来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时间付出才能成功完成。更何况,老师往往一个人肩负着同时培养数十人的任务,「爱的教育」几无可能,很多成年人之间难以想象的手段不但难以避免,而且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职务行为。

有些做法甚至没有明显的教育目的,比如一些以管理严格而闻名的学校里,教师要日常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和来往信件。除了学校外,这种事只有在监狱里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只要这种操作能让教室里这几十个躁动的青少年好好呆着不要出事,就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当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中学教师事实上承担着家长、警察、教会等多个职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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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某中学设置在教室后方的班主任办公室

所以,那些看似心理变态的做法,如果只用在学生身上的话,并不会影响老师的社会形象。

直到现在,中学老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以至于他们特别适合兼职从事民间金融行业,除了桃李满当地的人脉关系,也是他们的道德人品事实上广受认可。

对绝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的教育方式很可能就是行之有效的。甚至背诵弟子规,虽然广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诟病,看起来也确实像是村上龙所谓「将人类变为家畜的工作」,但对那些不惜花费重金为子女谋求公务员工作的父母,从小教会他们的孩子如何服从,也不见得就有什么不妥。

毕竟,教师作为一个同时伺候几十个客户的乙方,本来也很难对每个人的个别情况作充分考虑并采取相应对策,尽可能把他们教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准成年人或者说「家畜」,很多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且话说回来,相对「西化」的中国人想象中的开放教育,如果真的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肯定有很多中国家长都承受不来。

我曾在朋友身上注意到,某个以个性开放、自由发展而闻名的重点中学,出产了比例超乎寻常的实验音乐家、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治行动派,他们身上都有相似的、令我羡慕的性格,比如近乎天真的自信和藐视挫折的勇气,仿佛传说中的美国人。

但是我羡慕归我羡慕,那所学校的家长如果知道学校可能有更大概率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这样的人,心情可能普遍不会太好。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当年老师对我们做出的那些怪事,尽管在成年人乃至正常人之间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和他们的心理健康与否并无直接联系。

只不过,那些事做多了,难免把中学教师塑造成规训者的人格,使他们在家里、在社会上都显得行为乖张。

我的同事曾和一群中学教师一起旅游,惊讶地发现他们向导游隐瞒了自己的职业,因为「我们当老师的在社会上受歧视」,而且被揭穿后真的遭受了导游的白眼。后者的理由很简单:当老师的事儿多,爱教训人,而且在旅游商店不买东西。

我自己也旁观过公益组织为中小学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他们对学生的要求截然相反,这些人自己坐在台下时,几乎都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培训讲师的不屑一顾,不断地插嘴发言,内容都非常一致:我比你懂得多,我其实是不用来听你讲的。

可想而知,这种表现给人留下的印象多么糟糕:不管干什么工作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对权力关系如此敏感,都是很招人讨厌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样的场合,女老师的表现要开放得多,这或许是男女看待权力的不同方式造成的结果。对于规训本身,女老师的态度可能要更职业得多。

那些成年后不幸出现自杀危机的孩子,可能就是父母独特职业人格的牺牲品。徐凯文老师曾在演讲中说过,自杀很多时候是对父母的报复。不极端的报复是微博上的千百条控诉,发展到极端情况就成了悲剧。

毕竟很少人能以如此资源来表现自己的教师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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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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